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重：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

精神疾病已逐渐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大进步。《中国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今日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布。《柳叶刀》微信公众号特别邀请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黄悦勤教授对文章进行精彩评论，探究精神疾病如何影响中国人口以及我们如何提供最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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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介绍

Niall Boyce

《柳叶刀-精神病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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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Niall Boyce于2010年加入《柳叶刀》杂志担任高级编辑，是《柳叶刀精神病学》的首任主编。他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 接受医学培训，随后在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精神病科轮转。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自杀研究、创伤、老年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健康的社会和跨文化方面。 

 主编点评 

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提供依赖于准确的数据，即谁需要这些医疗保障服务，这些人居住在哪里，以及将要提供的有证据支持的医疗卫生服务类型。虽然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来自随机对照试验等研究，但要确定谁在哪里治疗，需要在全国和各地区的代表性人群中进行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例如，《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每年报告从世界各国调查所得的一系列统计数据。这项研究已经证实，精神和物质使用障碍在总体疾病负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关于这些障碍的高质量数据对于规划医疗卫生服务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在建立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该调查采用了统一的研究方法，包括结构完整的诊断访谈和复杂的家庭调查技术。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有三个目标：收集精神障碍患者如何使用医疗卫生服务的数据；确定精神障碍的社会和心理危险因素；确定中国使用精神卫生服务的影响因素。在经历快速社会经济变化的国家中进行此类研究特别重要，在中国尤其如此。

在这篇文章中，黄悦勤和她的同事们报告了这个重要国家项目的第一批结果——关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情况。希望中国政府继续投资收集这些数据，使研究人员能够开展纵向分析。这篇文章仅报告了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结果：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应提供具体地区的调查数据，就像最近为印度做的那样。[1] 当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的其他结果（如风险因素数据和医疗卫生服务使用数据）相结合时，这些结果诠释了一个比之前更加清晰的图景：精神疾病如何影响中国人口以及如何提供最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参考文献

[1] Nations within a nation: variations in 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 across the states of India, 1990–2016 in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India State-Level Disease Burden Initiative Collaborators. The Lancet 390:  P2437-2460, December 0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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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黄悦勤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长兼常务副主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康复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及附属健康与功能委员会主席。从事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科研和教学，负责并完成了“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等重大国家级科研项目。主编教材和专著7本，参编43本，发表学术文章310余篇。

 作者评论 

中国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

述评

2010年WHO和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疾病负担研究显示，神经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10.4%，而精神障碍占总负担的7.4%，神经精神问题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突出问题。[1]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4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多种因素持续存在，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相对增加，精神卫生问题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2]早在1982年和1993年国家卫生部曾经分别组织了两次全国大样本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获得了当时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数据。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技的发展，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水平迅速提升。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哈佛大学组织实施了世界精神卫生调查（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WMHS），[3]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调查了15.4万余受访者。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城区也参加了WMHS。各国采用统一的调查工具和调查方法，描述了全球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现况与服务利用状况，分析了影响精神障碍患病的相关因素，对于了解全球精神障碍流行强度及影响因素和各国跨文化比较具有重要的意义。[4]近20年来，北京、上海、昆明、广州、天津、浙江等地区陆续开展了不同规模的区域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而由于研究病种、工具、方法、地区均存在差异，无法简单地对所有研究的结果进行直接比较，也无法对全国的精神障碍患病率进行准确估计。[5]因此，研究我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与卫生服务利用现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是重要而迫切的。

2012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和科学技术部资助立项“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简称“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CMHS），重点研究我国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和疾病负担，描述精神障碍患者卫生服务利用现况，探讨影响精神障碍患病率、疾病负担、服务利用的相关因素，旨在为卫生决策部门制定精神障碍的相关防控策略以及精神卫生服务的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为此，项目组制定的CMHS研究设计方案的优势包括研究结果的全国代表性、研究工具的一致性及跨文化可比性、调查内容的全面性、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筛查问卷的创新性、调查质量控制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模式的先进性。

CMHS在全国31个省157个县/区268个乡镇/街道1256个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38593户的18岁以上调查对象中，共完成调查32552人，应答率为84.3%（32552/38593）。研究内容是描述我国社区成人心境障碍、焦虑障碍、酒精药物使用障碍、间歇爆发性障碍、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老年期痴呆等七类主要精神障碍的加权患病率及其分布特点。调查获得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16.57%，12月患病率为9.32%。调查显示，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终生患病率为7.57%，12月患病率为4.98%。心境障碍其次，终生患病率为7.37%，12月患病率为4.06%。酒精药物使用障碍第三，终生患病率为4.67%，12月患病率为1.94%。间歇爆发性障碍第四，终生患病率为1.54%，12月患病率为1.23%。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终生患病率为0.75%，30天患病率为0.61%。进食障碍终生患病率和12月患病率均低于1‰。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5.56%。分析各类精神障碍患病率的分布，心境障碍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患病率；酒精药物使用障碍和间歇爆发性障碍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患病率，且18-34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患病率农村高于城市，且18-34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

与国内以往精神障碍调查结果比较，CMHS的结果显示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12月患病率为9.32%，终生患病率为16.57%，高于1982年调查的各类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不包括神经症）1.054%和终生患病率1.269%；[6]亦高于1993年调查的各类精神障碍（不包括神经症）时点患病率1.118%和终生患病率1.347%，[7]但是低于费立鹏2001~2004年四省市调查的30天患病率17.5%。[8]与国内采用相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的区域性调查比较，CMHS获得常见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高于2001年WMHS北京市和上海市城区的调查结果和2010年北京市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的调查结果。[2,5]

按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理论分析CMHS结果与国内外调查结果的差异。首先从方法学的差异加以解释，基于英语人群文化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对中国人群精神病理描述的充分性、英语诊断标准和调查工具进行中文本土化翻译的实用性和调查工具的灵敏度，不同地区不同亚文化症状阈值的差异，以及受访者向访谈者报告精神障碍的病耻感等因素都可能造成调查患病率的差异。其次，探讨不同地区患病率的实质性差异，可以从应激经历暴露的差异、不同群体和个体的不同易患性以及生物遗传学等的差异等方面解释精神障碍的地区、时间和人群分布的差异。

分析CMHS与以往报告各地区调查的精神障碍患病率差异的原因。首先，ICD-9和ICD-10的诊断标准有变化，调查方法采用线索调查和定式访谈结果有差异，纸笔版问卷与计算机辅访谈收集资料的质量不同，对于终生发生的症状存在回忆偏倚，由此对调查结果均会产生一定系统误差。第二，以所谓总患病率进行比较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同年代各地区调查涵盖的精神障碍种类均不尽相同。第三，本调查结果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但不具备各省的自代表性，而患病率存在地区分布的差异，因而不能以局部地区的调查结果与CMHS进行简单比较。除了上述因素，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移民、休闲、老龄化等社会心理和人口学因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此带来的心理压力、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的改变等因素无疑会导致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但与参加WMHS的国家相比仍然低于巴西、美国、法国、乌克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仅高于日本和尼日利亚。比较不同年代各国各地区调查结果，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患病率相对稳定，符合此类精神病性障碍以生物遗传因素作用为主的规律。[2-5]将CMHS结果与我国部分地区调查结果比较，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与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有关。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低于美国（11.6%，2012年）、日本（8.8%，2001年）、韩国（8.1%，2008年）等发达国家水平。

CMHS的创新之处是：本次研究是有史以来我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中涉及的相关学科最多、调查包含的精神障碍最多、抽样调查的全国代表性最好、现场实施的质量控制最严格、数据管理的计算机化程度最高、资料分析的方法最复杂、参与的合作单位最多的全国性调查，所获得的高质量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和卫生服务利用的全国基础数据将有利于有效和公平地利用国家卫生资源，为制定宏观卫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CMHS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调查工具，调查结果有利于国际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比较，对于全球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END

参考文献

[1] Whiteford H A, Ferrari A J, Degenhardt L, et al. The global burden of mental, neurological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n analysi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 PLoS One, 2015,10(2): e116820.

[2] 黄悦勤. 中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2; 33(1): 15-16.

[3] Demyttenaere K, Bruffaerts R, Posada-Villa J, et al. Prevalence, severity, and unmet need for treat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 JAMA, 2004,291(21):2581-90.

[4] Kessler RC, Bedirhan Ustun T. The WHO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the epidem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Yueqin Huang.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Mental Disorder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Taipei) 2013, 27(2): 101-9.

[6] 十二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协作组. 国内12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学及资料分析.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 1986(19):66-69.

[7] 张维熙, 沈渔邨, 李淑然，等. 中国七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中华精神科杂志, 1998,31(2): 69-71.

[8] Phillips MR, Zhang J, Shi Q, et al. Prevalence, treatment, and associated disability of mental disorders in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2001–05: 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Lancet 2009; 373: 20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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